宝山刑事律师为您讲解刑事处罚中如何保障人权

　　刑法如同其他法律一样并非万能，人们寄望于通过刑法的修改来解决可能出现的法律不公，其实过于夸大了刑法的社会调节功能。因为刑法是一柄双刃剑，所有的惩罚都是恶，刑罚是一种对人的自由或生命权的限制和剥夺。宝山刑事律师带您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伟大的孟德斯鸠说：任何超越绝对必要性的刑罚都是暴虐的。人们可以把上述意思表述得更为普遍，即，人对人行使权力的任何行为，如果超越了绝对必要性，就是暴虐的。”“既然刑法的结果是程度如此严重的‘必要的恶’，我们就不得不经常推敲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如果我们的国民因一部合理性和必要性不明确的法律，而在日常生活中受到限制，违反时被处以刑罚，重要利益受到侵犯，并被打上犯人的烙印，这一切令人难以忍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具有一种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价值。

　　如果刑罚之恶超过罪行之恶，立法者就是在制造更大的痛苦而不是防止痛苦，是以较大之恶的代价来消除较小之恶。正如我国台湾学者韩忠谟在谈到犯罪行为与不法行为区别时所言，“刑罚之运用不可不慎，国家决定某种不法行为应否受刑罚制裁，首须考虑加制裁所生之害，与不加制裁所生之害，孰轻孰重，苟不加制裁，其害较轻，则宁措刑不用，必也不加制裁，其害较重或至少与加制裁之害相等，如不得已而用刑焉。”

　　国家刑罚权限的发动必须能够适当地达到其具有正当性的目的，当衡量其发动与否的正反效果之后，负面的效果反而大于正面的效果，或者欲达到该效果却必须花费极大的成本时，即难以肯定刑罚需要性的存在。刑罚需要性不存在，也就意味着不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

　　“犯罪和刑罚即便在法律中被明确规定，但在其内容缺乏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根据的时候，也是刑罚权的滥用，实质上是对国民的人权侵害。”就嫖宿幼女犯罪而言，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对其进行综合治理。对于幼女合法权益的保护，也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爱和照顾，而并非简单地通过刑罚进行严惩就可以解决。

　　法律的权威在于其稳定性。“法的变动不能过于频繁，否则，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和界限就会模糊，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便难以在稳定中发展，进而导致法的严肃性的丧失、社会的动乱和生活关系的不稳定。”法律频繁修改或变动使得民众无所适从，也会丧失对其权威性的认同，遵守法律、尊重法律的观念也就难以形成。因为从法的规范作用看，它具有指引、评价和指示功能。

　　一般国民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预测何种行为是法律允许的，何种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从而实施法律允许的行为，不实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如果法律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人们对法律规范的正当性期盼就会落空，并导致对法律规范失去信心，进而摧毁法的社会机能。

　　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角度来看，刑法的频繁修改或变动也不利于该原则的贯彻和实施。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保障人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刑法的规定不能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尊重人权主义与使国民具有预测可能性（预测可能性原理）是一个含义。”

　　而刑法的不断变动必然导致国民不能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及后果，要么造成行为的萎缩，要么造成国民在不能预见的情况下受到刑罚处罚。如前所述，我国刑法一直处于不断修改的状态。1979年《刑法》制定至1997年《刑法》修订，我们的立法机关曾颁布了23个单行刑法。

　　宝山刑事律师注意到，1997年至今，又历经了八次刑法修正案。笔者认为，之所以在嫖宿幼女罪的问题上，有人提出要废除此罪，其实，也与我国刑法修改变动过于频繁有关。受此影响，人们已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只要刑法存在不足，就必须立刻修改。而不断修改法律是否会影响法律的权威性的问题却往往被忽视。刑法是最后保障法，所调整的都是涉及公民财产、自由甚至是生命的重要事项，相比其他法律尤其需要保证其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