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山刑事律师为您讲解嫖宿幼女在现实中的争议有哪些

　　因为嫖宿幼女罪是一般主体的犯罪，并非如同贪污贿赂犯罪一样，其主体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当然，或许有人认为，嫖宿幼女罪是一种性交易犯罪，既然是一种交易型犯罪，有权有钱的人才能是此罪的主要作案者。宝山刑事律师带您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这种判断是违背逻辑的。因为对于一般的嫖娼行为，人们并不认为这就是一种特权行为。从目前有关统计数据看，我们看不出嫖宿幼女罪的作案者均是特权阶层人员。

　　在上述备受关注的四川邛崃嫖宿幼女案中，两被告人也只是一般社会人员。在没有实证调查前，我们难以得出嫖宿幼女罪是一种特权之罪的结论。对于废除嫖宿幼女罪的主张，有不少只是仇官、仇富情绪的宣泄，而并非基于立法的合理性角度。因此，立法者在此罪的存废问题上应采取客观、理性的态度。

　　最高人民法院在答复孙晓梅关于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建议时，明确表示赞成废除嫖宿幼女罪，认为以嫖宿幼女罪定罪量刑，虽然犯罪人得到了惩罚，但也认可了幼女“卖淫女”的身份，这一标签是对幼女极大的侮辱。

　　这种说法似乎是废除嫖宿幼女罪最充足的理由。然而，我们在废除一个罪名之前，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考察。试想，如果嫖宿幼女罪真的废除了，那么，实践中嫖宿幼女的现象就真的不存在了吗？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确实曾一度扫清卖淫嫖娼这种社会的丑恶现象，使得卖淫嫖娼行为在新中国大陆绝迹。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复苏，卖淫嫖娼这种社会痼疾也死灰复燃，并呈日益蔓延和加速之势。卖淫嫖娼如今已成为一种社会现实，卖淫人员也逐渐低龄化。因此，幼女卖淫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1997年刑法典设立嫖宿幼女罪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客观事实的反映和体现。

　　马克思曾经说过：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法律，而只是在表述法律。无论刑法中是否设立嫖宿幼女罪，实际上在嫖宿幼女的行为中，幼女是“卖淫女”的帽子早已戴上。幼女作为“卖淫女”的污名来源于卖淫嫖娼以及卖淫人员低龄化的社会现象，并非由于在立法中设立了这个罪名。因此，所谓“设立嫖宿幼女罪其实是给幼女戴上了卖淫女的帽子”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社会现实是因，立法规定是果，不能因果关系颠倒，让立法者无辜背上骂名。

　　其实，在嫖宿幼女罪中，我国刑法条文仍然表述为“幼女”，而没有称为卖淫女，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中的对象称谓相同。在国外刑法或有关法律中，类似称谓也是经常使用的，并不产生所谓污名的问题。如日本于1999年颁布了一部单行刑法—《处罚有关儿童卖淫、儿童色情等行为及保护儿童的法律》，其中就有“儿童卖淫”的表述。

　　《西班牙刑法典》第八集第五章专门规定了“诱使少女卖淫罪”；《尼日利亚刑法典》第223条里也有“介绍妇女或幼女成为普通娼妓”的表述；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中也出现了“儿童卖淫”的词语；此外，法国等其他国家刑法里也均有关于未成年人卖淫的词语。

　　笔者认为，对于这类人群，社会总需要一个词来表达，以便与其他人进行区分，这仅是表达上的需要，而非道德上的评判，更谈不上二次伤害。

　　反之，即使我们在立法上真的废除了嫖宿幼女罪，对于所有的嫖宿幼女行为一律以强奸罪定罪处罚，也仍然存在被害幼女被戴帽子的可能。因为“被强奸”也是一种伤害，对于一个幼女而言，曾经“被强奸”的事实如被人知晓同样也是一种伤害，势必不利于幼女的身心健康和成长。

　　司法实践中这种事例屡见不鲜。因此，对于嫖宿幼女和奸淫幼女案件，司法人员在司法过程中更需要关注如何恰当地保护幼女的隐私，使她们避免再次受到伤害。而仅仅通过立法废除此罪的方法并不能防止对幼女的再次伤害。

　　宝山刑事律师认为，立法的修改和变动是一件十分严肃、严谨和严格的事项，必须保持理性和稳妥。刑法罪名的确立和废除，尤其须谨慎，应该充分考虑到民意的非理性、解释的前置性、刑法的有限性和稳定性等多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