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条 内容
第二百六十条 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
释义阐明
本条是关于虐待罪的处刑规定。
根据本条的规定，虐待罪是指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行为。这里听说的“虐待”，具体是指经常以打骂、冻饿、捆绑、强迫超体力劳动、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各种方法，从肉体、精神上迫害、折磨、摧残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行为。虐待行为区别于偶尔打骂或者偶尔的体 罚行为的明显特点是：虐待行为往往是经常甚至一贯进行的，具有相对连续性。这里所说的“家庭成员”，是指在同一家庭中共同生活的成员 。非家庭成员间的虐待行为，不构成本罪。根据本款的规定，虐待家庭成员必须是情节恶劣的才能构成犯罪。这里所说的“情节恶劣”，是本 罪的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具体是指虐待的动机卑鄙、手段凶残的；虐待年老、年幼、病残的家庭成员的；或者长期虐待家庭成员屡教不改的 ，等等。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应依照本法关于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假释时，应当充分听取被害人意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作出合情、合理的处理。对法律规定可以调解、和解的案件，应当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和解。 4.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重病患者特殊保护。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 件，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情况，通过代为告诉、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大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重病患者的司法保护力度，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二、案件受理
取保候审的，为了确保被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安全，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再次实施家庭暴力；不得侵扰被害人的生活、工作、学习；不得进行酗酒、赌博等活动；经被害人申请且有必要的，责令不得接近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14.加强自诉案件举证指导。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具有案发周期较长、证据难以保存,被害人处于相对弱势、举证能力有限,相关事实难以认定等特点。有些特点在自诉案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家庭暴力自诉案件时，对于因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等原因，难以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据要求的，应当及时对当事人进行举证指导，告知需要收集的证据及收集证据的方法。对于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的证据，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调取。
15.加大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力度。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对于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老年人、重病患者或者残疾人等，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符合条件的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指派熟悉反家庭暴力法律法规的律师办理案件。
三、定罪处罚
16.依法准确定罪处罚。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猥亵儿童、非法拘禁、侮辱、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遗弃等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家庭暴力犯罪，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严格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对于同一行为同时触犯多个罪名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7.依法惩处虐待犯罪。采取殴打、冻饿、强迫过度劳动、限制人身自由、恐吓、侮辱、谩骂等手段，对家庭成员的身体和精神进行摧残、折磨，是实践中较为多发的虐待性质的家庭暴力。根据司法实践，具有虐待持续时间较长、次数较多；虐待手段残忍；虐待造成被害人轻微伤或者患较严重疾病；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重病患者实施较为严重的虐待行为等情形，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虐待“情节恶劣”，应当依法以虐待罪定罪处罚。
准确区分虐待犯罪致人重伤、死亡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犯罪致人重伤、死亡的界限，要根据被告人的主观故意、所实施的暴力手段与方式、是否立即或者直接造成被害人伤亡后果等进行综合判断。对于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侵害被害人健康或者剥夺被害人生命的故意，而是出于追求被害人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长期或者多次实施虐待行为，逐渐造成被害人身体损害，过失导致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或者因虐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而自残、自杀，导致重伤或者死亡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应当以虐待罪定罪处罚。对于被告人虽然实施家庭暴力呈现出经常性、持续性、反复性的特点，但其主观上具有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故意，持凶器实施暴力，暴力手段残忍，暴力程度较强，直接或者立即造成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缓刑的犯罪分子，为了确保被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可以依照刑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再次实施家庭暴力，侵扰被害人的生活、工作、学习，进行酗酒、赌博等活动；经被害人申请且有必要的，禁止接近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22.告知申请撤销施暴人的监护资格。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于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在必要时可以告知被监护人及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员、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23.充分运用人身安全保护措施。人民法院为了保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避免其再次受到家庭暴力的侵害，可以根据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作出禁止施暴人再次实施家庭暴力、禁止接近被害人、迁出被害人的住所等内容的裁定。对于施暴人违反裁定的行为，如对被害人进行威胁、恐吓、殴打、伤害、杀害，或者未经被害人同意拒不迁出住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4.充分运用社区矫正措施。社区矫正机构对因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犯罪分子，应当依法开展家庭暴力行为矫治，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教育和帮助措施，矫正犯罪分子的施暴心理和行为恶习。 25.加强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结合本部门工作职责，通过以案说法、社区普法、针对重点对象法制教育等多种形式，开展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活动，有效预防家庭暴力，促进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2015年1月1日施行 法发〔2014〕24号）
一、一般规定
1.本意见所称监护侵害行为，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下简称监护人）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以及不履行监护职责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行为。
2.处理监护侵害行为，应当遵循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人格尊严，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
3.对于监护侵害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举报。
二、报告和处置
14.监护侵害行为可能构成虐待罪的，公安机关应当告知未成年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告诉或者代为告诉，并通报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
未成年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告诉的，由人民检察院起诉。
1第二百六十条 证据规格
虐待罪：
（一）关于本罪主体的证据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二）关于本罪主观方面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实
（1）实施危害行为的目的，是否具有故意伤害或其他侵害的目的；（2）是否意识到危害行为的危险性以及可能会伤害他人的后果；（3）在实施危害行为前后和过程中的言行及其所产生的后果。
2.被害人陈述。证实:
（1）其与行为人是否认识、平时关系，是否与行为人有过节等；（2）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前后和行为时的言行及其所产生的后果；（3）行为人是否曾有故意伤害或其他侵害的意思表示和举动。
3.证人证言:
（1）现场围观群众、目击证人证言，证实其所看到（听到）的行为人和被害人的言行，实施危害行为的过程和现场情况；（2）知情人证言，证实行为人与被害人否有矛盾，行为人是否曾有故意伤害或其他侵害的意思表示和举动。
4.书信、日记等书证。证实行为人与被人是否有矛盾，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伤害或其他侵害的意思表示通过上述证据并结合客观方面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险性，以及致人重伤的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是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过于自信的过失。
（三）关于本罪客观方面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实:
（1）实施危害行为的时间、地点；
（2）实施危害行为的方式，手段；
（3）作案工具的来源、数量、特征、下落；
（4）侵害部位及打击次数、被害人当场的受伤情况（5）实施危害行为的具体过程
（6）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身体征，包括面部特征、身高、体态，以及当时的衣着情况等详细特征（7）犯罪现场是否有围观群众或者其他见证人；
（8）犯罪后的表现情况，如是否有积极抢救被害人的行为，是否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2.被害人陈述。证实被侵害过程等情况
3.证人证言。证实其所了解的侵害过程和现场情况等，包括（1）目击证人证言，证实
①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关系；
②案发时间、地点、原因
③双方的情况，包括行为人和被害人的面部特征、身高、体态、衣着等④在案发现场所看见、听到的一切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情况（2）抓获人、扭送人证言，证实
①如何获知犯罪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情况；
②抓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时间、地点、过程
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投案、坦白、立功情节；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抓获时的身体特征、衣着情况的描述⑤若有多名抓获者，证言中的不一致之处应有合理解释（3）现场发现人证言，证实其何时、何地、如何发现犯罪现场以及犯罪现场的有关情况（4）被害人亲友对被害人被害前后的身健康状况如劳动能力、智力状况、后遗症等的证言；（5）其他知情人的证言。
4.物证、书证：
（1）作案工具，如刀枪、毒药、绳索等
（2）现场遗留痕迹，如指纹、脚印、压痕、弹痕、齿痕等；（3）现场遗留的血衣、血迹、毛发等；
（4）书信、日记等，证实行为人实施杀害行为的时间、地点及经过等情况；（5）电信部门提供的（固定、移动）电话通话记录、短信息记录；（6）病历、抢救记录，死亡证明；
（7）民事赔偿调解协议（笔录）、欠条等，佐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其犯罪行为及后果。
5.鉴定意见：
（1）法医鉴定意见，证实凶器种类、打击部位、被害人伤情等；（2）痕迹鉴定意见，对上述指纹、脚印、压痕、弹痕、齿痕等进行鉴定，证实是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遗留的；（3）文检鉴定意见，证实有关书证上的字迹、印鉴是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的；（4）血型、DNA鉴定意见，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身体、衣物及现场遗留的血衣、血迹、毛发等是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的；（5）伤残鉴定意见。
6.勘验、检查笔录:
（1）现场勘查笔录、照片，证实案发现场等；
（2）人身检查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害人行为人身体特征、伤情等。
7.视听资料。包括录音、录像等能够证明案件有关情况的资料。
8.其他证明材料
（1）被害人、目击证人辨认犯罪嫌疑人或物证的笔录；（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证人指认现场笔录；（3）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及照片，证实查获的作案工具及调取的相关物证：
（4）侦查实验笔录、录像；
（5）报案登记、立案决定书及破案经过等书证，证实案件来源、侦破经过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自首情节等通过上述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过失造成他人重伤的行为。
实践中，应注意：不作为引起他人重伤的行为的主观内容有的是故意，有的是过失。要注意收集和运用有助于证实主观内容的相应证据。
（四）关于本罪客体的证据
本罪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的权利。主要通过上述主、客观方面的证据予以证明。
实务指南
1高铭暄、李彦峰：“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虐待案件应当一律予以公诉处理##只有最大程度地实现虐待罪被害人追诉权利的保障、虐待罪被害人追诉意愿的尊重以及国家特定社会秩序的维护三者关系的平衡，才能合理划定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适用范围：通过对“没有能力告诉”的扩大解释，将虐待罪案件最大程度地纳入公诉范围，以实现虐待罪被害人追诉权利的保障；借助法律规范赋予的被害人自诉或公诉的程序选择权，以实现虐待罪被害人追诉意愿的尊重；利用对“轻微家庭暴力犯罪案件”范围的合理界定，以实现国家特定社会秩序的维护。“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除外规定的立法变化反映出立法者突出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与特定社会秩序维护的价值倾向，对于“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虐待案件应当一律予以公诉处理。
死刑。原判对蔡世祥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的量刑不当，应予改判。抗诉机关提出的第二项抗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撤销义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
2.原审被告人蔡世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二、主要问题
1.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之间是否存在法条竞合关系?
2.虐待中又实施故意伤害行为的，如何定罪?
三、裁判理由
（一）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之间不存在法条竞合关系法条竞合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因为法律的错综规定，而同时符合了数个在构成要件上存在着交叉关系或包容关系的刑法分则条文，但只能适用其中一个条文而排斥其他条文适用的情形。刑法分则条文之间发生竞合关系，主要是因法律规定的各罪名的构成要件上有交叉或者包容关系，仅仅因为行为人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而使数个法条对行为均具符合性，而该数法条之间并无必然包容或交叉关系的，不是法条竞合，而是想象竞合犯。
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是否存在法条竞合关系是本案审理中的焦点问题，一审法院对此给予了肯定，而二审法院则否定了一审认定结论。我们认为，如上所述，判断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是否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的关键在于两罪的构成要件是否存在交叉或包容关系，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和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完全不同，并不存在构成要件上的交叉或包容关系：一是犯罪主体不同。虐待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只有行为人与被害人具有家庭成员关系时才构成；故意伤害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二是故意内容不同。虐待罪的主观故意是使被虐待者肉体上、精神上受摧残、折磨，行为人并不想直接造成被害人伤害、死亡的结果，被害人所以致伤、致死是由于长期虐待的结果；故意伤害罪的行为人则积极追求或放任伤害后果的发生。三是侵犯客体不同。虐待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和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故意伤害罪侵犯的是单一客体，即他人的身体健康权。四是行为特点不同。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具有连续性、经常性和一贯性，这是引起被害人致伤、致死的原因，一次的虐待行为不足以构成虐待罪，更不足以造成被害人伤亡结果的发生；而故意伤害罪对被害人身体的伤害一般情况下为一次形成。
最高法典型案例 朱朝春虐待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
（2015年3月4日）
朱朝春虐待案
（一）基本案情
1998年9月，被告人朱朝春与被害人刘祎（女，殁年31岁）结婚。2007年11月，二人协议离婚，但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2006年至案发前，朱朝春经常因感情问题及家庭琐事殴打刘祎，致刘祎多次受伤。2011年7月11日，朱朝春又因女儿的教育问题及怀疑女儿非自己亲生等与刘祎发生争执。朱朝春持皮带抽打刘祎，致使刘祎持刀自杀。朱朝春随即将刘祎送医院抢救。经鉴定，刘祎体表多处挫伤，因被锐器刺中左胸部致心脏破裂大失血，经抢救无效死亡。当日，朱朝春投案自首。
（二）裁判结果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朱朝春经常性、持续性地采用殴打等手段损害家庭成员身心健康，致使被害人刘祎不堪忍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摧残而自杀身亡，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朱朝春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可以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虐待罪判处被告人朱朝春有期徒刑五年。宣判后，朱朝春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虐待共同生活的前配偶致被害人自杀身亡的典型案例。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犯罪不仅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在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人员之间也经常发生。为了更好地保护儿童、老人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权利，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将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人员界定为家庭暴力犯罪的主体范围。本案被告人朱朝春虽与被害人刘祎离婚，二人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朱朝春经常性、持续性地实施虐待行为，致使刘祎不堪忍受而自杀身亡，属于虐待“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加重处罚情节，应依法予以重判。
最高法典型案例 王玉贵故意伤害、虐待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五起依法惩治侵犯儿童权益犯罪典型案例（2014年5月28日）王玉贵故意伤害、虐待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玉贵系被害人张某（女，出生于2001年4月9日）的继母。2009年5月19日晚，王玉贵在家中用筷子将张某咽部捅伤，致张某轻伤；另查明，被告人王玉贵自2005年开始与张某共同生活，其间经常趁张某生父张建志不在家时，多次对张某实施打骂、用铅笔尖扎等虐待行为。2005年春季的一天，王玉贵用吹风机将张某的头皮和耳朵烫伤。2008年12月的一天，王玉贵在家中将张某的嘴唇撕裂，次日上午张某至医院缝了三针并留下疤痕。
（二）裁判结果
河北省盐山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玉贵犯故意伤害罪，向盐山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审理过程中，自诉人张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张某的生母张美丽以被告人王玉贵犯虐待罪，向盐山县人民法院提起告诉。盐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玉贵故意用筷子戳刺继女张某的咽喉，造成张某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王玉贵在与张某共同生活期间，对张某实施殴打、用铅笔尖扎、用吹风机烫头皮、撕嘴唇等虐待行为，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应依法惩处。依照刑法规定，判决被告人王玉贵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犯虐待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宣判后，被告人王玉贵提出上诉。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继母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案件，其中反映出两点尤其具有参考意义：一是施暴人实施家庭暴力，往往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虐待罪，但其中又有一次或几次家庭暴力行为，已经符合了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依法构成故意伤害罪。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故意伤害罪属于公诉案件，虐待罪没有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属于自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只能对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自诉人可以对被告人犯虐待罪另行提起告诉（即自诉）。人民法院可以将相关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合并审理。这样处理，既便于在事实、证据的认定方面保持一致，也有利于全面反映被告人实施家庭暴力犯罪的多种情节，综合衡量应当判处的刑罚，还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本案的审判程序即反映出涉及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公诉、自诉合并审理”的特点。二是未成年子女的亲生父母离婚后，对该子女的监护权都是法定的，没有权利放弃、转让，不论是否和该子女共同居住，仍然属于该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在未成年子女遭受侵害的时候，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仍然可以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代为提起告诉。本案被害人张某的生母张美丽，在与张某的生父张建志离婚后，虽然没有与张某共同生活，但其作为张某的法定代理人，代张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虐待罪告诉，是合乎法律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