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 内容
第二百五十九条 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利用职权、从属关系，以胁迫手段奸淫现役军人的妻子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释义阐明
本条是关于破坏军婚罪的处刑规定。
根据本条的规定，破坏军婚罪，是指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行为。本条所规定的“明知”，是指本罪是直接故意犯罪，行为人在确切知道对方是现役军人的配偶的情况下，仍然与之同居或者结婚，才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不知道对方是现役军人的配偶甚至受欺骗而与现役军人的配偶同居或者结婚的，不构成犯罪。“现役军人”，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现役军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在军事部门或者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工作，但没有取得军籍的人员，以及复员退伍军人、转业军人、残废军人等，都不属于现役军人。“现役军人的配偶”，是指依法与现役军人存续婚姻关系的妻子或者丈夫。依据本条规定，破坏军人婚姻的行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与现役军人的配偶同居，这里所说的“同居”，是指虽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进行结婚，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或者在较长时间内共同生活。一种是与现役军人的配偶结婚。这里所说的“结婚”，是指骗取合法手续登记结婚。对于破坏军人婚姻的犯罪，依照本条规定， 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强奸罪定罪处罚。这是199年刑法对破坏军婚罪所作的重要补充规定，体现了国家对现役军人婚姻关系的特殊法律保护，对于稳定军心，现固国防，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构成本款规定的强奸罪，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行为人必须是利用职权、从属关系。如企事业单位领导利用其负责人事调动、工资分配的权力，利用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等。（2）必须使用了胁迫手段。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对现役军人的妻子进行威胁、恫吓，迫使其同意与自己发生两性关系。如以辞退、开除、揭发现役军人妻子的隐私相威胁，利用现役军人的妻子孤立无授的环境相胁迫等。（3）奸淫的对象只能是现役军人的妻子。
重婚罪的，可以重婚罪定罪处罚。
依照《刑法》第259条第1款规定，犯破坏军婚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依照第2款规定，利用职权、从属关系，以胁迫手段奸淫现役军人的妻子的，依照本法第236条强奸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司法机关在适用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相较于《刑法》第258条规定的重婚罪，破坏军婚罪对于与现役军人的配偶同居的事实也认定为犯罪行为，体现了对军婚的特殊保护。
2．破坏军婚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人，如果不知道对方是现役军人的配偶或者受欺骗不知道对方结婚的，不能认定为本罪。
3．与他人同居或结婚的现役军人的配偶，不能成立本罪，其行为符合重婚罪构成要件的，可以重婚罪定罪处罚。
4．规范化量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对破坏军婚罪的量刑并未作出规定，这主要是由于本罪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常见，最高司法机关尚未总结出一套成熟的量刑标准。在有关规定出台前，司法人员应当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照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处刑罚。
具体情节与量刑的对应情况，列表格如下：
量刑档次
对应情节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
依照刑法第236条强奸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利用职权、从处关系，以胁迫手段奸淫现役军人的妻子的更新时间:2018-07-30 15:44:47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破坏军人婚姻罪的四个案例》的通知（1985年7月18日 法研发〔1985〕16号）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级铁路运输法院：
近年来，不少人民法院反映，在处理破坏军人婚姻案件时，对如何具体应用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在理解上不够明确，遇到一些困难。现将我院审判委员会第227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破坏军人婚姻罪的四个案例印发给你们，供参照办理。
附：关于破坏军人婚姻罪的四个案例
【案例一】
徐旭清破坏军人婚姻案
自诉人曹桂书，男39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青海省格尔木89207部队军医。
被告人徐旭清，男28岁，原在湖南省株洲市塑料八厂工作，后调到市人防办公室石峰山服务部任采购员。
自诉人曹桂书与孙蔚芸（女，36岁，湖南省株洲市塑料八厂出纳员），1974年2月建立恋爱关系，同年10月27日结婚，婚后感情尚好。1976年1月，孙生一男孩。后因家庭琐事，夫妻发生过争吵。
被告人徐旭清与孙蔚芸原在塑料八厂同一班组工作。1980年4月，徐、孙先后调到本厂供销股工作。孙因不熟悉业务，常向徐咨询，两人关系日渐密切，并一起看电影、逛马路。1981年初，孙蔚芸从原住地搬到建宁新村16栋104号居住后，两人来往更为频繁。2月的一天，孙打电话让徐帮助买煤，又留徐在家里午休，主动与徐发生两性关系。此后，徐经常到孙的宿舍，给孙买煤、买米、买菜、做饭等，帮助孙料理家务事。两人多次发生两性关系，致孙怀孕堕胎。7月，孙骑自行车不慎摔伤，就把徐叫到家中住了多日。邻居都以为他俩是夫妻，有的人问孙：“他是小曹吗？”孙默认；有的人问徐：“你姓曹吗？”徐答：“是”。同年9月，徐与孙一起到武汉市，以旅行结婚的名义，在江汉区团结旅社同居两夜。10月初，曹、孙在上海市孙的母亲家探亲期间，孙多次吵闹，要与曹离婚，拒绝与曹同居，并独自返回株洲市。11月22日，曹带着5岁男孩从上海到株洲市。当曹到建宁新村16栋104号找孙时，群众对曹说：“她丈夫天天在家，怎么会是你呢？”后群众向曹揭发了徐、孙同居的事实。12月2日，曹桂书向株州市东区人民法院自诉。
假释证明书；
（3）不起诉决定书；
（4）行政处罚决定书；
（5）其他证明材料。
二、犯罪客体公诉证据标准
行为人实施侵害行为方面的证据主要包括犯罪行为、危害结果、因果关系三个方面。
证明行为人实施了危害特定社会关系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并达到了应受刑罚惩罚的程度。实践中要注意，犯罪客体证据主要通过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予以说明，但是从逻辑上两者是一种包容关系，不应将两者简单等同。
三、犯罪主观方面公诉证据标准
（一）认定犯罪主观方面的一般方法
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主观方面，主要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从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知能力对犯罪环境、目标的选择等方面做出综合评价，犯罪主观方面，是司法人员应用“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规律，对行为人主观心态做出的法律评价，犯罪主观方面直接影响着犯罪行为是否成立、犯罪行为的性质划分、刑罚处罚的档次，由于它主要来源于司法认知，且无明确的证明标准，使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一直是困扰司法工作的难点，单纯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认定犯罪主观方面的现象比较普遍，近年来，伴随着打击犯罪经验的不断积累，才逐渐出现了关于犯罪主观方面认定的有关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通过的《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对于非法收购的“明知”，的认定规定了客观标准，使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有了客观依据。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