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并不罕见的观点认为，法教义学其实就是法解释学。言下之意是没必要在早已有“法解释学”这个概念的情况下，再引入“法教义学”的称谓。甚至有法教义学者也认为，Rechtsdogmatik是翻译为法教义学还是法释义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应当承认，只要真正了解了一个词的含义，译法并不是关键。但是，俗话说“循名责实”，一个恰当的译法至少从表面上就可以揭示出最核心的意思。笔者之所以不赞成“法解释学（法释义学）”的表述，就是因为它无法充分表达出法教义学的应有之义。
正如前所述，法教义学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作为知识的法教义学显然不等同于法解释学。法解释学主要涉及法律解释的方法及其关系，它最早可追溯到萨维尼（Savigny）的法律解释四要素说。在我国学界，梁慧星教授的《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可能是此方面最早的专著。另外，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杨仁寿的《法学方法论》和德国学者拉伦茨（Larenz）的《法学方法论》中的相关章节在法解释学领域的影响都比较大。无论如何，法解释学都属于法律适用方法（法学方法论）的一部分，而非某一领域的实体知识或法律学说的整体。另一方面，法解释学（法释义学）也不能完全表达出法教义学的方法特征。在作业方式上，法教义学的工作不限于法律解释。除刑法领域外，法教义学的工作除了狭义上的解释外，通常还包括法的续造，即漏洞填补、法律修正、规范冲突的解决等。这些活动与法律解释并不相同，除非在十分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法律解释”。即便如此，对于法教义学来说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概念-类型”的建构和体系构造，也无法由法解释学所涵盖。即便退一万步，认为法教义学的核心工作等同于法律解释，“法解释学（法释义学）”之称谓也体现不出法教义学的思维特征，即表达出受实在法和学说之权威拘束这种思维形式。而这恰恰是法教义学不同于其他研究进路（如社科法学）的最为关键的一点。所以，法解释学的确与（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密切关联，但它只是法教义学的一部分，更无法表达出法教义学的核心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