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执行过程中，受让人以债权转让为由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的，应当具备三个要件：一是债权系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二是债权系依法转让；三是债权人出具书面材料认可受让人取得该债权。涉案债权发生多次转让的,法院应对债权人是否书面认可其相对的受让人取得该债权，以及多次转让之间是否具有连续性进行审查。
但是，法教义学与神学亦有区别：其一，神学命题来源于至高无上的上帝或先知的诫命，具有独断性和“自上而下”的特征，而法教义来自法律人或法教义学者的共识，具有合意性和相互性。其二，神学的权威是绝对的和不可置疑的：宗教教徒应“信奉”宗教教义，既将之作为统一自身认识的理论权威，又将之作为指导自身行动的实践权威；而法教义学的权威则是相对的：法教义学者应“尊重”既有的法教义（尤其是通说），这是一种对“具有理智说服力的共同意见”的尊重，但并非不可挑战和变更，因为法教义永远存在被修正和新形成的可能，法教义学的权威仅仅是理论权威。其三，神学的世界图景是一元式的，它基于统一的文本（如《圣经》）之上，贯彻统一的宗教哲学，试图提出对世界的一元化解释方案。因此，神学命题体系仅因是何种宗教而有别，而不以国界为限。相反，法教义学体系并不预设任何特定的法哲学及其解释方案，任何哲学主张都可以在法教义学活动中找到施展的舞台。当然，国家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就可能不同，具体形成的教义学知识体系也就不同。不同国家的法教义学就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所以，法教义学与神学的教义属性并不相同。
（五）法教义学仅是一种“德国现象”？
不可否认，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法教义学主要是从欧陆尤其是德国法律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有批评者认为，法教义学只是一种独特的“德国现象”，天然带有德式印记。进而，有论者认为，在中国上演的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只不过是“外国法学理论通过其中国代理人的学术演练”，具体来说就是“德国法学传统和美国法学传统在中国法学界的狭路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