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静安律师谈刘鑫该不该为江歌案担责

　　上海静安律师 4月15日，“江歌案”即将在青岛开庭。2016年11月，日本留学的江歌在公寓门口被闺蜜刘鑫的前男友陈世峰杀害。2018年，江歌妈妈宣布起诉刘鑫。代理律师黄乐平称，刘鑫明知陈世峰会来报复而未告知江歌，在江歌受伤害过程中未做任何积极措施，是刘鑫的过错导致江歌遇害。

　　日本检方将江歌遇害理解为一个江歌和陈世峰经过长时间搏斗的过程。根本原因在于检方对刘鑫口供和证词不完全信任。刘鑫说除了听到啊的一声她认为是江歌发出来的以外再没有听到江歌任何声音，而检方认为邻居听到的日语呼喊叫警察是江歌! 延伸想想江歌当时得多么绝望，不但打不开门，还得不到刘鑫帮助，才被迫用日语呼救。

　　再看检方对报警录音(怎)把门锁了，你不要闹(骂）了这句刘鑫报警电话录音中的关键一句话的理解和处理。刘鑫早在案发后不久2016年12月份在检查官让她核对时，就已经将中文翻译件中的“骂”订正为“闹”。然而，检方并没有将刘鑫的订正作为卷宗内容发给被告以及江母。日文改过没有不知。

　　公众虽然很多原始资料如卷宗，起诉书答辩书全文等看不到，但凭借已公开的可靠信息，已经可以准确拼图出检方对案发经过的认识: 日本检方认为刘鑫知道江歌在门外与陈世峰搏斗，江歌日文呼喊叫警察被邻居听到，刘鑫锁了门，刘鑫报警激怒陈世峰，进而在报警电话通话1′37″处刺杀了江歌，此处伴有江歌一声悲鸣。

　　日本检方这个案情还原是完全错误的，若不是日本法官力挽狂澜，势必对判决产生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陈世峰在判决日一副泰然自若以为胜券在握的架势也能说明这点，他认为检方漏洞太多不能自圆其说，他已经将检方驳倒胜定。

　　日本检方为什么会这样认识案情，其实非常容易理解，摊在检察官面前的是这样关键的证据(中译日）: “把门锁了，你不要骂了! ”。尽管刘鑫在2016.12时就做了重要订正，将“骂”订正为“闹”，但对检方来说看到的仍然是刘鑫亲口说的把门锁了这个意思，因为刘鑫订正以后那句话是: 把门锁了，你不要闹了。检方认为这句录音明确地表明刘鑫锁门了，刘鑫显然是知道江陈正在发生冲突才会锁门，并且门外的搏斗持续到报警电话接通以后。这样的认识，为将报警录音1分37秒处悲鸣误认为是江歌的作了铺垫。检方还原的案发经过与刘鑫的供词大相径庭，检方实际上不相信刘鑫的很多证词。然而，检方貌似合理的案情还原在庭审时轻易被刘鑫的解释(她说的是怎么把门锁了）弄得没有了立论基础! 而且，检方的案情还原也遭到了辩方的蹂躏。辩方否认日语叫警察是江歌，说是刘鑫喊的，这符合实际。陈世峰倒不是为刘鑫证明而是要甩掉不利于他编谎的情节。

　　间接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死的区别：

　　一、主观意识的区别：

　　间接故意杀人者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剥夺他人的生命，且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即具有杀人故意。故意伤害致死的行为人只具有伤害的故意，而没有杀人的故意，死亡结果的发生是行为人所不希望的。两种不同的故意内容可以通过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全过程及犯罪后的态度与表现反映出来。

　　二、行为因素区别：

　　可从行为人的意思表示、行为人的客观情况、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行为人的思想流露去判断。行凶工具、打击部位、打击强度和作案的时间、地点、环境，以及作案前有没有经过准备、行为人同被害人的平日关系、行为人的品质和日常表现、发案原因、行为人发案前的意思表示和发案后的态度，这些因素就是判断犯意的主要区别：

　　1、作案工具。枪械、刀具显然比普通木棍更具危险性，作为一个正常人，应该认识到使用枪械、刀具对一个人实施打击，是极其危险，发生被害人生命被剥夺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可以将行为人使用的作案工具的危险性作为认定行为人主观故意内容的一个因素。

　　2、打击部位。要害部位显然比非要害部位更容易致命，作为一个正常人，应该认识到使用凶器对一个人要害部位实施打击，是极其危险，发生被害人生命被剥夺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可以将行为人打击部位是否属于要害部位作为认定行为人主观故意内容的一个因素。

　　3、案发起因。起因往往影响到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动机，双方存在深仇大恨还是存在小摩擦，后者往往不存在杀人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