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长宁区律师 可以对符合以下条件的应收账款开展融资服务：
(1)应收账款基础交易关系合法、有效、真实;
(2)应收账款权属明确，并依法可转让，不存在法律法规、当事人约定不可转让的情形，且就其转让没有其他权利限制;
(3) 基础合同(供销合同)中，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人(卖方)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若有部分尚未履行，未履行部分应当排除到业务范围之外。该点是针对未来应收账款债权的问题，不同保理商承受风险的能力不同，是否将其纳入业务范围，应当充分考虑其自身情况而定;
(4)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人(卖方)与买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商务纠纷;
8、一债二卖。发生应收账款多重转让的情况，该如何确定各受让人的受偿顺位？
实践中比较常见的做法还是遵循“登记在先，权利在先”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已经提供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公示服务，应收账款转让并非如应收账款质押一经登记即具有优先排他效力，但可以作为判定受让第三人是否善意的重要参考，未在登记平台进行查询和登记的保理商会被认定属于恶意，从而不能对抗在先登记的保理商。当然对于该问题，仍有待法律或司法解释进一步的明确。
2018年3月，浙江省检、浙江省高院、浙江省公安厅联合发文，对相关套路贷刑事案件办理提出指导意见。2019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针对有关“套路贷”问题出台相关司法解释。2019年7月，浙江省高院《关于办理“套路贷”相关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纪要》出台。刑事实务中“套路贷”案件表面上看都存在财产型犯罪的行为特征，侦查机关通常对行为人以涉嫌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或者诈骗罪等罪名实行刑事拘留，但后期在审理过程中对于定罪量刑的争议极大。张明楷教授在《人民法院报》2019年10月10日发表的这篇文章，正好切中时下“套路贷”案件激增的要害。特此推荐，以飨诸君。
众所周知,定罪不是一个标准的三段论的推理过程。其一,在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中,大前提是固定的,但在定罪时,作为法律规范的大前提的含义并不固定不变,因为法律的基本含义是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发现的,是通过审理案件发现的。其二,在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中,小前提也是清楚明白的,但在定罪时,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具有多个侧面、多重属性,对之可以作出多种归纳与分析。其三,在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中,结论是最后形成的,但在定罪时,往往会出现先有结论(预判),后寻找大前提(所谓三段论的倒置)的情况。
但是,大体而言,定罪也是一个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从形式逻辑规则的观点来看,对法律案件的决定是根据三段论法作出的,其中法律规范是大前提,案件的情况是小前提,案件的决定是结论。把案件的决定看作是按照三段论法的规则得出的结论,对于彻底确立法制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制的实质就在于使所有主体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而在法的适用方面,只有当适用法的机关准确地和正确地把法律规范适用于一定的具体情况,即按照三段论法的规则决定法律案件时,才能出现这种相符合的情况。”([苏]C·C·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下册),黄良平、丁文琪译,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729页)。因此,司法工作人员在判断犯罪构成符合性时,应当以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为大前提,以具体的事实为小前提,从而得出正确结论。具体地说,司法工作人员必须把应当判决的、具体的个案与规定基本犯罪构成、加重及减轻犯罪构成的刑法规范联系起来;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是司法工作人员思维的两个界限;司法工作人员要从案件到规范,从规范到案件,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权衡。对于案件事实,要以可能适用的犯罪构成为指导进行归纳和分析;反之,对于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通过特定个案或者案件类型进行解释;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的比较者就是事物的本质、规范的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形成犯罪构成与案件事实的彼此对应。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将案件事实向刑法规范拉近,另一方面要将刑法规范向案件事实拉近。
显然,不管定罪是一个典型的三段论的推理过程,还是一种三段论的倒置,都要求将刑法规定作为大前提,也可以说将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作为定罪的法律依据。符合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的行为就是犯罪,不符合的就不是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不能直接或者变相地用另一种非刑法概念取代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