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在全国广大农村中遏制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非法’。”“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称为忠厚识大体。
”[3]当然，《万历十五年》讲的是明朝的事情，但在黄仁宇的眼中，治理上的“道德代替法律”绝非明朝所独有，而是传统中国一直具有的基本一致的特点。

在历代皇朝帝国，官僚政府所获得的支持，都主要来源于“社会习俗和社会价值观”，并始终声称自己的治理目标在于“道德教化”，政府“一面授权于本地血缘关系的权威，减轻衙门工作的份量，一面以最单纯而简短的法律，密切跟随着当时的道德观念，作为管理全国的工具。”[4]

实际上，早在黄仁宇之前，费孝通先生即已在《乡土中国》、特别是在其中的《无讼》一文中揭示和描绘了传统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这一特征。[5]费孝通指出，传统乡土社会是一种礼治秩序，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